回顾辛亥革命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到，从革命的兴起直至爆发的全过程，都不断地激励着台湾人民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。孙中山先生曾4次莅临台湾，促进了革命思想在台湾的传播，激发和培养了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。战后台湾回归祖国后，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“民族、民权及民生”的三民主义，及五权分立的政体得以在台湾运行，故中山先生的思想至今仍对台湾社会起着很大的影响。
　　一、台湾人民曾积极参与辛亥革命
　　辛亥革命爆发前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、同盟会曾到台湾进行革命活动。1894年11月，孙中山先生看到甲午战争战败在即，国事危殆，遂创立兴中会于檀香山，积极开展反清斗争。1895年4月，腐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转眼变成了日本的土地。此时孙中山已积极策划革命行动中，他利用割台后台湾的反日形势，派陈少白赴台筹设兴中会台湾分会。
　　陈少白于1897年9月赴台湾，首先找到杨心如。杨是中山先生好友杨鹤龄的族弟，早年在广东参加兴中会，曾将大部家产捐赠革命事业。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，潜往台湾。陈少白通过杨心如介绍，结识了台湾商界人士良德洋行总经理吴文秀、义和洋行买办容祺年、商界大佬赵满期等，吸收他们为兴中会会员，成立了“兴中会台湾分会”。分会成立后，为赞助孙中山革命活动，秘密捐助了大量经费。兴中会台湾分会正式在台建立革命据点，为中山先生将台湾与中国革命运动联成一体，作了铺路准备。
　　继兴中会之后，1905年7月，兴中会等革命团体决定成立统一政党——中国同盟会，以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为政纲，选孙中山为总理。这给已被日本占领10年之久的台湾同胞带来新的希望，即把台湾的光复寄托于国民革命的成功。
　　1910年9月，中国同盟会会员王兆培到台湾，吸收台南籍的同学翁俊明与杜聪明等人宣誓入会，翁俊明还被委任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会务，同盟会台湾分会同时宣告成立。
　　由于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，同年9月，孙中山经日本首次赴台，抵达基隆。孙中山此行，主要是在台坐镇指挥广东惠州起义，进行起义的联络、支援活动，并观察华南局势，如起义得手，即俟机回到内地。此次孙中山在台停留达一个多月之久，经兴中会会员杨心如等人协助，在台北新起町设立了革命总司令指挥部。
　　1900年10月8日，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。起义军活捉了清将杜凤梧，缴获洋枪700多支，子弹5万多发，清提督邓万林负伤落马而逃，起义冲击了腐败的清王朝统治。但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，伊藤博文出任首相，他禁止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保持联系，致使孙中山的革命指挥部难以继续活动，孙先生也不得不离开台湾，惠州起义遂未克完成。
　　惠州起义虽未达成全国性的运动，但其为辛亥革命奠定的基础，更为辛亥革命埋下了革命的火种。辛亥革命的前夜孙中山所领导的数次起义，也使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接受革命思想，台湾同盟会组织也迅速得到发展，并担当起领导台湾同胞武装抗日的运动。
　　二、辛亥革命后台湾人民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
　　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台湾，台湾人民深受鼓舞，大家奔走相告，爱国主义的情怀再次得到激励，并积极投身到革命中。
　　1911年10月19日，澎湖渔民章吉辅最先驾驶危舟，突破日军封锁，渡海投奔祖国，参加革命军。后来，又有一批投效祖国者，他们先后加入福建驻军孙道仁部队。当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后，台湾同胞也出资出力给予大力支持。11月福建光复，台湾同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　　为缓解南京临时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，同盟会会员翁俊明等大力号召台籍人士慷慨解囊 ，很快就筹集到2000元。1913年“二次革命”失败，翁俊明等人对袁世凯背叛民国，摧毁革命势力的行为深感痛恨，产生了以病菌毒杀袁世凯及其爪牙的计划。当时就读于台北医学校的翁俊明、邱凤翔曾经培养出一种病原细菌，他们计划派翁俊明和杜聪明两人将病菌携往北京，毒杀袁世凯及其爪牙。
　　1913年秋，翁俊明、杜聪明经神户转赴北京，临行时举行了悲壮的宣誓仪式，并各留血书告别父母。两人到达北京后伺机行事，但病菌却没有发生效力。翁俊明失望至极，只有化名离京返台。翁、杜二人的计划虽未成功，但显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革命运动的热烈响应，对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赤胆忠心。
　　1913年8月，讨袁的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孙中山赴日途中第二次来到台湾，给台湾志士带来极大鼓舞。日本当局封锁消息，一面佯装欢迎，一面在孙中山下榻的台北御成町“梅屋敷”四周，以安全为名，严加警戒，企图阻扰孙中山与抗日志士联系。但是，罗福星、杨心如、翁俊明等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，都谒见了孙先生，详细汇报了台湾情况。孙中山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，他郑重地嘱咐罗福星，台湾革命不同于推翻清政府，因此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在没有充分的把握时，决不可轻举妄动。
　　辛亥革命成功，中华民国的建立，使台湾人民对祖国充满了渴望。台中义士林祖密于1913年春，决然向日本当局申请脱离日本国籍，随即加入中华民国国籍，并返回祖籍漳州，从事地方实业开发，进行地方建设。1915年，在孙中山的影响下，林祖密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。在袁世凯违背民意、公然称帝的情况下，林祖密愤然而起，召集漳州、泉州一带的有志之士在其家中，谋立革命军，参加“讨袁之役”。
　　1917年，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州，倡导护法，林祖密在闵南响应，并被孙中山委任为闵南军司令，负责闽南护法军事的进行。林祖密受命后，即在鼓浪屿设秘密机关，派人到各县、市布置。其间，林祖密遭逮捕，保释后又在汕头设立机关部，继续策划闽南军事部署。后来，林祖密又跟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，先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及侍从武官、大本营参议等职务。由于林祖密对孙中山先生忠贞不二，矢志为护法运动而奋斗，所以被北洋军阀所痛恨。1925年7月，被驻扎在漳州的孙传芳部所围捕，与8月23日英勇就义。
　　以上事实可以证明，辛亥革命后台湾人民对孙中山先生的热情支持，这充分说明了了台湾人民对孙中山先生个人革命意志的支持，也显示了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意志。
　　三、辛亥革命对台湾的影响
　　辛亥革命爆发后，祖国大陆革命的胜利，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，他们又密谋开展了一系列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。这些斗争是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，以“驱逐日寇，光复台湾”为目标，它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中以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粟起义规模和影响为最大。
　　苗栗起义即是罗福星革命。罗福星别号罗东亚，又名罗国权，曾加入中国国民党，后旅行南洋、新加坡等地。1912年12月8日，罗渡来台湾，以台北大稻埕为活动基地，招集革命同志，宣传革命思想，号召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帝国主义。罗福星与华侨黄光枢、江亮能及台胞谢德香、传清凤、黄员敬等人相互联络，以华民会、三点会、同盟会，或革命党名义，向各方面宣传，努力召集同志。他们的宣传范围除台北外，扩及到基隆、桃圆、新竹等各地。
　　罗在北部筹划革命之时，中南部亦相前后发生四起抗日事件。他们与罗福星革命合在一起，称为苗栗事件。此四起事件主要是台南关帝庙事件（李阿齐）、南投事件（陈阿荣）、新竹大湖事件（张火炉）、台中东势角事件（赖来）。
　　李阿齐又名李阿良，住台南厅关帝庙地方。其父曾参加武装抗日团体，曾为一方之首领，后为日军所杀害。所以，李阿齐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常思量如何报仇。他居无定所，常入番界，进行宣传。1913年夏间，他频繁往来于关帝庙支厅及大目降支厅各地，从事宣传，谓在番界已经驻有抗日义民七八百人，且现在北台湾，抗日军快要起事了，日军必疲于奔命，我若振臂一呼，番界之同志即可下山击杀日本人，报我杀父之仇，救我同胞于压迫之中。李之宏伟为一般人所相信，承诺参加起义者很多。
　　陈阿荣住在台中厅上栋东堡水底寮庄，富有民族意识，对于日本人之统治，素抱不平。适逢祖国国民革命成功，认为台湾革命时机发展到来。于是在1911年初冬开始活动，奔走于南投、埔里及东势角各地，宣传革命思想，招募会众，得到隘勇徐香外等八十多人的支持，组织了会党，并拟俟时机成熟，举兵向南投进攻。
　　张火炉住台中厅栋东下堡何厝庄，因武昌起义，祖国革命成功之影响，对于驱逐日本人起义，越发增强信心。于1912年晚春时节，得黄炳贵、纪砀二人为同志，筹备组织革命党，准备等待时机成熟，即从台中厅之大甲，及新竹厅之大湖，一同起事。
　　赖来住苗栗三堡圳寮庄，平素非常关心祖国之事，当辛亥革命成功，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时，深受鼓励，与朋友谢石金密渡上海，目睹革命后的新生景象，大有“有专者亦若是”之概。1912年潜回台湾，开始以驱逐异族，光复台湾为己任。计划首先袭击东势角支厅，夺取敌人枪弹，再扩大招募同志，直迫葫芦墩，及大湖、苗栗，然后攻取台中，渐次收复台湾全省。同年12月1日，赖来带领同志十几人，突然袭击了东势角支厅，杀日本人巡查佐佐木、荻原及巡查补赖镇汉。但由于受到暗袭，赖来等人战死。
　　1912年5月间，日本警察探闻新竹厅后垅支厅，有组织革命党之风声，但没有掌握具体的实情，只好对之进行严密监视。其后，日本警察又探悉台南厅关帝庙支厅管内，亦有革命党，首领为李阿齐。同年11月，新竹厅大湖支厅仓库内，忽然失去枪支六把，日本警察发动保甲组织开始进行大搜查，大湖区长列名指摘为革命党之所为。于是在重阳节之日，在大湖天后宫，检举被指为革命党员者共计8人，此后扩大检举范围，最后达到整个台湾岛。在秘密检举过程中，又有东势角事件发生，总督府当局深感不安，检举非常严密。到1914年，逮捕嫌疑者531人。
　　罗福星在日本警察未开始搜查以前，就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不利，于1912年12月16日，潜至淡水支厅，藏于农民李稻穗家，等待时机希望从淡水密渡回国，暂辟其锋芒。但日本警察已经利用保甲壮丁，日夜在该地警戒。罗的踪迹，为兴化店派出所警察所查知。淡水支厅长，于18日夜半，派出大批警察，包围李家，罗福星遂为日本警察所逮捕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辛亥革命爆发前后，虽然台湾已经被割让给日本，但台湾人民始终把台湾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，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，更热情援助辛亥革命。台湾志士在岛内、外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而辛亥革命的胜利，也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，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。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在纪念这些先进之时，更应当珍视海峡两岸来之不易和平。我们两岸的同胞应创造机会相互增进了解，以消除多年分合动荡中带来的情感隔阂，为两岸的和平而尽心力。（李理 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、韩国鲜文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）